2010决定性的路口

笔者以为，“稳步的经济复苏和再平衡”就像是远处可见的“罗马”，而即将到来的2010年则是“条条道路”中的一个“决定性的路口”，因为这个路口将决定未来全球经济复苏和结构调整的路径长短和机会成本。

全球经济复苏和再平衡的新起点

今年2月份以来的态势表明，未来全球经济复苏的大方向不会改变，2010年再次发生大规模金融海啸的可能性较小，但不可回避的问题是，目前全球经济的超预期反弹能否持续？全球经济“二次回落”的概率有多高以及可能的时点在哪里？

笔者认为，金融体系风险尚未清除、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导致出口增长对经济复苏的贡献不稳定，以及主权信用风险明显上升，将是决定未来经济总量复苏进程的三个主要隐患。

首先，近来花旗、富国等银行迫不及待的“赎身”行为被解读为国际银行业盈利能力大为改善，但客观看，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债券尤其是公司债以及信用卡的违约率仍在上升，金融体系的去杆杠化进程还远未结束。更重要的是，即便迪拜世界公司现在已找到救世主，其债务事件本身可能只是全球主权信用风险甚至是“另一场危机”链条中的一个节点。在希腊遭遇降级之后，英美等发达经济体能否利用目前的经济反弹来改善经济刺激方案，实现“刺激政策的有进有退”，从而有效控制赤字风险，是避免“另一场危机”的重要变量。

总之，正如次贷危机爆发后我们一再强调的，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是周期性的，更是全球经济结构长期失衡后的震荡结果，因此经济复苏将是一个渐进和曲折的过程。笔者判断，全球经济出现“二次探底”的重要关口可能在明年的4~5月份。

其次，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进程也将在2010年基本确立，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是总量的再平衡，即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相对地位的变化；二是经济增长结构和模式的变化。从前者看，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区域分化加剧的同时、总体地位上升的趋势已经显现，尤其是亚洲经济体受益于金融市场相对稳定和前期的刺激政策及时、国际资本回流等因素而表现最为抢眼，但这种趋势能否持续还取决于以下几个主要因素：能否维持内需的稳步增长；能否管理好已开始堆积的资产价格泡沫和日益攀升的通胀预期及潜在的通胀风险；进一步控制赤字风险以避免可能的主权信用风险传染；防范美元阶段性稳步走强带来的国际资本回流风险。

再次，从经济增长结构调整角度看，经济学理论和实际趋势表明，美国透支性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在次贷危机后必将改变，但消费仍将作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也就是说，美国消费本身就有一个收缩到反弹再到调整的不断再平衡过程，直至寻找到一个新的均衡点。

笔者判断，这个均衡点很可能在2010年二季度出现，具体时间应该稍晚于全球经济的“二次探底”。根据IMF的数据及预测，1980至2008年，美国储蓄率从19.47%降至12.63%，2009年可能进一步降至10.96%，但2010年将升至12.64%；而2008年9月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居民储蓄率在经过了约8个月的总体上升后，近来又表现出一定的下降态势。另一方面，2010年也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结构调整有望从被动转向主动或说调整步伐加快的一年，如果在保证经济总量实现一定增速的同时，能顺利确立调整的新起点，则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进程将稳步加速。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明年全球经济复苏和再平衡的一个最大变量在于美元走势和国际资本流向的不确定性。

从理论上说，此次金融危机后美元地位下降以及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是一个趋势，但基于实证分析，笔者一直认为，始于2009年2月份的美元急贬并不是美元地位衰落的正式起点，而可能呈现“短期贬值、中期升值及长期贬值”的走势。那么，迪拜事件后美元的强劲升值及盘整是否意味着其中期升值的开始呢？

笔者判断，美元步入中期升值的时间窗口可能出现在美国消费调整到位后的二季度。与此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届时，已大量流入新兴市场的国际资金会不会因为美元的稳步走强而撤离，还是在新兴市场之间有选择性的撤离和进入，从而进一步拉大全球新兴市场间日益明显的分化？

三角平衡下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改革可望突破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笔者认为，在平衡三角的前提下，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改革可望在明年实现突破。

首先要明确的是，全球经济的不稳定复苏及“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决定外部需求在明年难有实质性恢复，加之贸易保护主义加剧，所以对中国出口的恢复不能过于乐观。同时由于明年“要保持投资适度增长，重点用于完成在建项目，严格控制新上项目”，今年实际投资井喷重现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如果一揽子刺激消费的措施不到位，加之现有政策调整的效应，明年二季度中国经济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性的确存在。更重要的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一个最大的教训在于，现有的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无法持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

因此，明年中国经济在结构调整和改革方面必须有所突破，最有可能的着手点在于更快地提升居民收入，优化收入分配格局，从而切实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主要内容应为：一是在稳步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市场化改革取向，提升劳动力价格，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并且提高个税起征点，加大二次分配力度；二是切实加大投入，加快完善社保体系，国有及配套资金重点投向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基础设施等领域；三是通过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和落户，提高农民收入，同时通过推进和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四是稳定和扩大就业，降低公共服务领域的准入限制和门槛。

2010年的不确定性，还对如何在“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根据新情况新形势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提出了高要求。前文关于美元走势的判断如果基本正确，笔者倾向于认为，鉴于中国经济在新兴市场中的突出表现，国际资金流入中国的大趋势在明年二季度及以后不会有很大改变，甚至会呈现加快流入的态势，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将日渐突出。届时，管理好通胀预期并疏导潜在通胀风险的重要性可能会显著上升。但我们同时应看到的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和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步伐亦将迎来更大的腾挪空间和难得的历史机遇。

综上所述，如果说2009年全球经济的主基调是“走出衰退”，那么2010年的关键词可能将是“走向稳步的复苏和再平衡”，而5~7月就将是决定这个进程的重要时间窗口。

（作者系工行(601398)城市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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